本月，和第六小组成员一起拜读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读懂此书，搜索了作者的生平简历，拜读作者的《中国文化要义》和一些学者对梁漱溟的评价，对先生敬仰之情油然而生。细品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其对中西方文化“三路向”的研究、孔子学说的传承深感钦佩，更为其“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文化自信由衷赞叹。
一
时代背景：价值及影响
要走近作者，了解本书的要旨，需要了解该书写作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于1921年出版，从国际来看，一方面，西学东渐已成全球不可逆转之势，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下，东方国弱民不聊生，中国传统原有的文化自信几被摧残殆尽；另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各国开始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并寻找能够进行克制的其他文化的力量。从国内来看，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陈独秀、胡适等一股彻底反传统的文化的思潮扑面而来；另方面，文化保守主义也在顽强地不肯退去。改革者在新文化运动中虽然达成了文化改良的共识，但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左中右三派各持自己的观点。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梁漱溟另僻蹊径，肩负起传承儒家思想的重任，在当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儒家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作者的“文化三路向”说对文化改良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的范例，所持观点因时代原因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自序中也进行了反思），但其对儒家思想本身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传统文化改良的研究价值弥足珍贵，不愧是当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二
中西文化的剖析见解独到
本书作者从“东文化究竟能否存在”这一问题的追问开始，不满足于陈独秀、胡适等对东西两大文化表面上的特征差异作简单的罗列对比，而以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别为文化反省的着眼点，从哲学层次上探讨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东西文化产生的根源对比中另辟蹊径，从而将东西文化论战引入哲学领域。得出了中国文化必须从“喉咙”上进行改良的论断。
先生讲“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中西方生活样法不同，产生的文化就不同。他认为中西文化在文化体系、精神路向、思维方法和人生态度上迥然不同，万无调和融通之可能。就文化体系而言，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构成了依次递进的世界文化三大系列。他们的存在，有其不同的生活背景，无优劣之分。
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它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人的要求；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这种文化的特征在于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是在这种境地上求得自我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这种精神态度的典范,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对于中国西洋印度这三种文化的优劣,作者认为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他认为人类文化是由发展阶段的,这三种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虽然“文化三条路向”在实际中是”共时”的存在,因此在当今现实中发生冲突,但在理念上却是一个”历时”的序列。他认为现在的西方文化以改造外在环境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当人们的基本需求满足之后,人们会开始注重情感需求和对生活意义的探求,会转向第二种需求，中国”调和持中”的生活态度,而当获得了内心的满足和外部的财富之后,他们面临着要意识到生命的真正永恒的问题,此时意欲突破尘世的暂时性和死亡的必然性,在这个阶段,向往最终获得涅槃的绝对快乐,此为第三条路向,因此从与社会适应的程度来具体时态看,西方的意欲向前其实是滞后的,印度的意欲向后其实是超前的,唯有中国的这种“调和持中”的态度才是恰到好处,合乎时宜的.作者通过比较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
三
中国文化的重建
“洋为中用”。梁漱溟从哲学有角度辩证的剖析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既早时就文明于世，远在汉唐，文化已极高，学术甚富，而西方未产生科学，中国人自古在物质方面的发展与发见，超过西洋。在16世纪以前的西洋，正多得力于中国这些发明之传过去。举其著者，如罗盘针、火药、钞票、活字版印刷术、算盘等皆是，而造纸尤其重要，欧洲文艺复兴，可以说是完全得力于中国造纸之传入。还有铁之冶炼，据说亦是中国先发明的。论理和数理，都是科学的根基。这种学问的发达与进步，都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进步发达相应不离。中国讲论理在周秦之际百家争鸣的时候，倒还有些；后来竟无人讲起。算术虽不断有人讲，亦曾造于很高进步；但终不发达，而且后来亦鲜进步，甚至于失传。例如南北朝时候南齐人祖冲之的圆周率，据说“为第五世纪世界最精者，其时印度欧西皆所不及，足以睥睨天下。”西洋后于我一千年有余。”尽你如此高明，无奈空间上不能推广发达，时间上不能继续进步，亦就完了。类此退而不进的现象，当然是中国不能有科学成功之由来；但缘何有此现象，我们不能不怪而问之？中国人的保守思想作怪，调和、知足的劣根性之害，作者大声疾呼：“弱则思变”。
先生在文化传承上并非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加以“批评”的“重新”拿出，弃不合适宜的，阻碍张扬个性的、循规蹈矩的。他在中国化的论述中指出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仁”是合天理、合自然、合生活的法则，是人生的一种持中心态——调和，他认为“仁”是顶大的工程，所有的事没有大过他的了，在讲孔家哲学时谈到“中庸”是“走双的路”；他总结儒家的思想时说：“孔子的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谓易’。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指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儒家唯生论的自然观。在弘扬孔子儒学思想中指出：人的生命和生活创造了文化,反之,文化又是以人为最重要因素的,人的生命价值体现在文化之中，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儒学精髓，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永远值得我们一代代中国人学习并且传承下去的。
在中华民族国富、民强、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回眸百年，梁漱溟先生所提出的“真正的儒家文化不仅与现代生活相契合，且能为现代人提示一种精神方向，理应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