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家三口住在三个地方：是之因为要“交代问题”，被集中住在史家胡同。我有时住在首都剧场，有时住在电台。偶尔一个周末，我们仨能在首都剧场聚会一次也不太容易，平时的沟通多靠在日历上留言。于永由于父亲的“问题”（黑帮子弟），初中毕业后一直推迟到1970年年底才被分配到北京齿轮厂当学徒工。从那时起，于永就住在工厂了，只周末可以回来住。如果我们仨能碰到一起，有时也想“犒劳”一下自己，吃什么呢？就是买上一斤排骨，清煮以后蘸酱油吃，吃得那香啊……三人在一起主要是听于永谈工厂的事情，是之很关心儿子的成长，也爱听工厂的生活，就这样边吃边聊，让我们感到“家”的温暖。
随着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的变化，我们的“小家”也不同了。
1984年，我们家有了第三代──于永和叶京的儿子苗苗出生了。是之特别高兴，忙着查字典要给孙子起个学名。他想，那年是鼠年，又是天亮前出生的，说，就叫“昊明”吧。“昊”──广大的天的意思，又与鼠──耗子的“耗”谐音，既表明了出生的时间，又记下了孩子的属性。为此，他自己非常得意。
1985年，文化局分给人艺剧院几套房子，应该分到房的人嫌离剧院太远，都不要这房子，我们捡了个漏。这房子的地点在海淀区紫竹院那边，分给我们的是四室一厅。这一回，是之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了。他说：“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西山的景色。”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可惜的是，他那时太忙，工作太多，每天早出晚归，在这个“新家”没呆多少时间。
1992年，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经过再三申请，领导终于批准是之离休了。除了有时还要到剧院开会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他总算可以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了。我们常常迎着朝阳走到离家不远的紫竹院公园散步、锻炼；我练太极拳，他也学了一些。孙子上小学了，放学时，是之有时会去接，祖孙边走边聊，享受天伦之乐。
是之在他的书房里写了不少篇散文，如《祭母亲》《我和祖国剧团》《演长征》，等等。他在这里还写了一篇最长的文章，那就是在他参与主编的《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一书中第四章的那篇文章──《论民族化（提纲）诠释》。那时他的病情正不断地发展，文章写得非常吃力，且没有了往常写作的自信。他每写出一部分，总要请他们一起写这本书的朋友来看看，把把关。他们肯定了，他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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