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存有两本不同版次的曹禺独幕剧剧本《正在想》，都列入“文学小丛刊”，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分别是1940年10月的“初版”和1950年4月的“七版”，正文82页，真正的小书。细细对比这两本小书卷末的版权页，发现“七版”把“初版”的“发行人吴文林”改成了“发行者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从什么时候该书版权页开始有了这一处改动呢？或者直白地讲，是从第几版开始删去了“发行人吴文林”的呢？这个小小的问题，如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就得花点时间找齐曹禺这本独幕剧剧本的“二版”至“六版”五个印本后，再逐版验视。
在没有找见“二版”至“六版”的《正在想》之前，阅读1951年6月上海的平明出版社印行的罗淑译《何为》再版本，读到卷尾巴金的《再版题记》，其中透露出重大信息：巴金说他“昨天收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吴朗西先生私人印发的攻击我的小册子”。这篇三百字的《再版题记》，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它没有编入全书统一的页序，放在没有编入页序也没有标题但显然为巴金手笔的类似“出版说明”的背面，好在明明白白地署名“巴金”。两篇文字，都没有收入《巴金全集》，后者写于1950年2月6日，前者（《再版题记》）写于1951年6月18日。
向老朋友发微信求助，不出半个小时就从上海传来了吴朗西“攻击”巴金的“小册子”图片，立即拿着手机去打印出来细赏，一共21页。让我高兴的是，这“小册子”第20页有封巴金1946年4月29日写给吴金堤和杨挹清的书信，是“自渝邮沪”的：首先是高兴这封未收入《巴金全集》的书信得以发现，其次是巴金在这封信中明确谈到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出的图书“发行人姓名”更改的事。
巴金果决地通知吴金堤和杨挹清：“自五月一日起，文生社已付印及未付印各书版权页上发行人姓名改为‘黎德瑞’。因从下月起朗西已不再是文生总经理，他也无权过问‘文生’事情……我正式通知朗西，要他马上辞职，否则我即以‘社务委员会’名义将他免职。我已经不承认他在‘文生’担负有任何名义与职务了。”
曹禺《正在想》1940年10月“初版”版权页上的“发行人”，是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法人代表吴文林，也就是创办该社后特别邀请巴金自日本回国聘其为总编辑的吴朗西。在巴金和吴朗西这两个合作十多年的伙伴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矛盾？这不是我此刻关心的事情，我赶快去查《正在想》的版本登录成果，得知1948年6月印出“六版”，“五版”“四版”等都查不到登录。看来，只能推测一下，1946年下半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曹禺独幕剧剧本《正在想》，版权页上的“发行人吴文林”开始被删去，至于是不是被改为“发行人黎德瑞”了，也只能见到版本实物才敢确定。
